紐約客：Sam Altman 或許掌控着我們的未來——他真的值得信任嗎？

2023 年秋，OpenAI 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 向公司董事會的三位同僚發送了機密備忘錄。幾周來，他們一直在暗中討論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及其二把手 Greg Brockman 是否還適合管理這家公司。Sutskever 曾視兩人為摯友。2019 年，他甚至在 OpenAI 辦公室為 Brockman 主持了婚禮，當時的“遞戒童”還是一隻機械手。但隨着他越來越確信公司正逼近其長期目標——創造出能匹敵甚至超越人類認知能力的人工智能（即通用人工智能，簡稱 AGI），他對 Altman 的疑慮也與日俱增。正如 Sutskever 當時對另一位董事會成員所說：“我不認為 Sam 是那個應該把手放在（發射）按鈕上的人。”

在其他董事會成員的要求下，Sutskever 與志同道合的同事們一起，整理了長達七十頁的 Slack 聊天記錄和人力資源文件，並附上了說明文字。這些材料裏甚至包含用手機翻拍的屏幕照片，顯然是為了躲避公司設備的監控。他將最終的備忘錄以“閲後即焚”的消息形式發給其他董事，以確保不會有其他人看到。“他嚇壞了，”收到備忘錄的一位董事回憶道。我們查閲了這些此前從未被完整公開的備忘錄。裏面指控 Altman 向高管和董事會隱瞞事實，並在內部安全協議上欺騙了他們。其中一份關於 Altman 的備忘錄以一個列表開頭，標題是“Sam 一貫表現出……”而第一條就是”撒謊”。

許多科技公司總是先發表一些關於“改善世界”的模糊宣言，然後轉頭就去追求利益最大化。但 OpenAI 成立的前提，就是它必須與眾不同。包括 Altman、Sutskever、Brockman 和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 在內的創始人們堅稱，人工智能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但也最具潛在危險的發明。考慮到這種攸關人類存亡的風險，也許需要一種不同尋常的公司結構。這家公司最初是作為一家非營利組織成立的，其董事會有責任將人類的安全置於公司的成功、甚至是公司的存亡之上。因此，CEO 必須是一個擁有非凡品格的人。按照 Sutskever 的說法，“任何致力於開發這種足以改變文明的技術的人，都肩負着沉重的擔子，承擔着史無前例的責任。”但是，“最終坐上這些位子的人，往往是某種特定類型的人——那些熱衷於權力的人、政客，或者享受這種感覺的人。”在其中一份備忘錄中，他似乎非常擔憂將這項技術託付給一個“只會挑別人愛聽的話說”的人。如果 OpenAI 的 CEO 變得不可靠，由六人組成的董事會有權解僱他。包括 AI 政策專家 Helen Toner 和企業家 Tasha McCauley 在內的一些董事會成員，在收到備忘錄後更加堅定了他們已有的看法：Altman 的角色讓他手握人類的未來，但他本人卻不可信任。

當 Sutskever 邀請 Altman 參加董事會的視頻會議時，Altman 正在拉斯維加斯看一級方程式賽車。Sutskever 宣讀了一份簡短的聲明，告知他已不再是 OpenAI 的員工。隨後，董事會聽從了法律建議，發佈了一條簡短的公開聲明，僅表示解僱 Altman 是因為他”在溝通中沒有始終保持坦誠”。OpenAI 的許多投資者和高管都驚呆了。向 OpenAI 投資了約 130 億美元的微軟，也是在解僱發生前幾分鐘才得知消息。“我完全懵了，”微軟 CEO Satya Nadella 後來表示，“我從任何人那裏都問不出所以然。”他聯繫了領英 (LinkedIn) 的聯合創始人 Reid Hoffman，Hoffman 不僅是 OpenAI 的投資者，也是微軟的董事會成員。Hoffman 開始四處打電話，想弄清楚 Altman 是不是犯了什麼明確的過錯。“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他媽的發生了什麼事，”Hoffman 告訴我們，“我們一直在找有沒有挪用公款或者性騷擾的證據，但什麼也沒找到。”

其他商業夥伴也同樣被打了個措手不及。當 Altman 打電話給投資人 Ron Conway 告知自己被解僱時，Conway 正和眾議員 Nancy Pelosi 共進午餐，他把手機舉到 Pelosi 面前。“你最好趕緊離開這裏，”她對 Conway 說。當時，OpenAI 正處於完成風險投資公司 Thrive 一筆鉅額投資的關鍵時刻。這家風投由 Josh Kushner（Jared Kushner 的弟弟）創立，他和 Altman 認識多年。這筆交易將使 OpenAI 的估值達到 860 億美元，並允許許多員工套現數百萬美元的股權。Kushner 剛結束和音樂製作人 Rick Rubin 的會議，就看到了 Altman 的未接來電。“我們立刻進入了戰鬥狀態，”Kushner 後來回憶道。

在被解僱的當天，Altman 飛回了他在舊金山價值 2700 萬美元的豪宅。這座豪宅坐擁海灣全景，曾經還帶有一個懸臂式的無邊泳池。他在那裏建立了一個他自稱為”流亡政府”的指揮部。Conway、Airbnb 的聯合創始人 Brian Chesky 以及以作風強悍著稱的危機公關經理 Chris Lehane 也加入了進來，他們有時一天要通過視頻和電話溝通好幾個小時。Altman 高管團隊裏的一些成員乾脆在他家走廊裏打地鋪。律師們則在他卧室旁的書房裏辦公。在失眠發作時，Altman 會穿着睡衣在他們身邊晃來晃去。當我們最近採訪 Altman 時，他把被解僱後的那段日子形容為”一種奇怪的、神志不清的恍惚狀態”。

在董事會保持沉默的同時，Altman 的顧問們開始在公眾面前為他的迴歸造勢。Lehane 堅稱這次解僱是一場由失控的“有效利他主義者”策劃的政變（“有效利他主義”是一種致力於最大化人類福祉的理念，這些人逐漸將不受控制的 AI 視為一種生存威脅）。（Hoffman 曾對 Nadella 說，這次解僱可能是“有效利他主義的瘋狂舉動”所致。）Lehane——據說他的座右銘借用了拳王 Tyson 的名言：“在挨拳頭之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計劃”——敦促 Altman 在社交媒體上發起猛烈的反擊。Chesky 則與科技記者 Kara Swisher 保持聯繫，不斷向外傳遞對董事會的批評。

每天傍晚六點，Altman 會用一輪內格羅尼酒 (Negronis) 打斷他的“戰情室”會議。“你需要冷靜下來，”他回憶自己當時說，“該發生的總會發生。”但他補充說，他的通話記錄顯示，他當時每天打電話的時間超過 12 個小時。有一次，Altman 向 Mira Murati 傳話——她在 Sutskever 撰寫備忘錄時提供了材料，並在那段時期擔任 OpenAI 的臨時 CEO——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Altman 說他的盟友們正在“全力以赴”，“尋找黑料”來破壞她的名聲，並且也會同樣對付其他反對他的人。（Altman 表示他不記得有過這次對話。）

解僱事件發生後僅僅幾個小時，Thrive 風投就叫停了原定的投資計劃，並暗示只有在 Altman 迴歸的前提下，這筆交易才會完成——員工們也才能因此拿到真金白銀。這一時期的短信顯示，Altman 與 Nadella 正在密切配合。（Altman 在兩人擬定聲明時建議：“不如這樣寫：Satya 和我的首要任務依然是拯救 OpenAI”。Nadella 則提出了一個替代方案：“確保 OpenAI 繼續繁榮發展”。）微軟很快宣佈，將為 Altman 及任何離開 OpenAI 的員工設立一個競爭性的新項目。一份要求 Altman 迴歸的公開信在公司內部流傳開來。一些還在猶豫是否簽字的人接到了同事們懇求的電話和信息。最終，絕大多數 OpenAI 員工威脅要跟隨 Altman 一起離開。

董事會被逼到了死角。“Ctrl+Z（撤銷），這是一個選項，”Toner 說，“另一個選項就是公司分崩離析。”甚至連 Murati 最終也在公開信上籤了字。Altman 的盟友們努力想要拉攏 Sutskever。Brockman 的妻子 Anna 走到辦公室求他三思。“你是個好人——你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她說。Sutskever 後來在法庭證詞中解釋道：“我覺得如果我們一意孤行，不讓 Sam 回來，那麼 OpenAI 就會被毀滅。”一天晚上，Altman 吃了一片安眠藥 (Ambien)，結果被他的丈夫——澳大利亞程序員 Oliver Mulherin ——叫醒。Mulherin 告訴他 Sutskever 動搖了，大家都在勸 Altman 去跟董事會談談。“我當時在一個瘋狂的安眠藥藥效發作的迷糊狀態中醒來，暈頭轉向的，”Altman 告訴我們。“我當時的反應是，我現在根本沒法跟董事會談話。”

在一系列氣氛越來越緊張的通話中，Altman 要求那些試圖解僱他的董事會成員辭職。“難道我還要在頂着這種瘋狂猜疑的情況下，回來給他們收拾爛攤子？”Altman 回憶起自己最初對迴歸的想法。“我當時覺得，絕對他媽的不可能。”最終，Sutskever、Toner 和 McCauley 失去了董事會席位。Quora 的創始人 Adam D'Angelo 成了唯一留下來的原始董事。作為離開的條件，離任的成員要求對 Altman 受到的指控——包括他挑撥高管關係以及隱瞞自己的財務糾葛——進行調查。他們還敦促成立一個新的董事會，以便獨立監督外部調查。但是，兩位新成員——哈佛大學前校長 Lawrence Summers 和前 Facebook CTO Bret Taylor——都是在與 Altman 進行密切溝通後選定的。“你願意這樣做嗎，”Altman 發短信給 Nadella，“Bret、Larry Summers（即 Lawrence）、Adam 和我組成董事會，我擔任 CEO，然後讓 Bret 來處理調查的事情。”（McCauley 後來在作證時表示，之前考慮讓 Taylor 加入董事會時，她就曾對他對 Altman 過於順從感到擔憂。）

被解僱不到五天，Altman 就官復原職了。員工們現在把這一事件稱為”彈指事件” (the Blip)——借用了漫威電影裏的橋段，角色們憑空消失，然後又原封不動地迴歸，卻發現世界已因為他們的缺席而徹底改變。但關於 Altman 是否值得信任的爭論，早已超出了 OpenAI 的董事會。當初促成他下台的同事指責他存在欺騙行為，這種程度的欺騙對任何一位高管來說都是站不住腳的，更不用說作為如此具顛覆性技術的領導者了。”我們需要與這種權力相匹配的制度，”Murati 告訴我們，”董事會徵求反饋，我分享了我的所見所聞。我分享的一切都是準確的，我對我所說的話負責。”另一方面，Altman 的盟友們早就對這些指控嗤之以鼻。解僱事件發生後，Conway 給 Chesky 和 Lehane 發短信，要求發起一場公關攻勢。”這關乎 Sam 的名譽，”他寫道。他對《華盛頓郵報》表示，Altman 受到了”失控的董事會的虐待”。

自那以後，OpenAI 成為了世界上最具價值的公司之一。據報道，它正準備以一萬億美元的潛在估值進行首次公開募股 (IPO)。Altman 正推動着海量 AI 基礎設施的建設，其中一部分甚至集中在外國。OpenAI 正在獲取大規模的政府合同，為 AI 在移民執法、國內監控以及戰區自主武器中的應用制定標準。

Altman 通過描繪一幅願景來推動 OpenAI 的發展。正如他在 2024 年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所寫的那樣：“那些令人驚歎的勝利——修復氣候問題、建立太空殖民地、以及發現物理學的全部奧秘——最終都將變得稀鬆平常。”他的這種言辭幫助支撐了這家初創公司歷史上燒錢最快的時期之一，它依賴的合作伙伴已經借貸了鉅額資金。美國經濟正越來越依賴於少數幾家高槓杆的 AI 公司，許多專家——有時甚至包括 Altman 本人——都曾警告說，這個行業正處於泡沫之中。“有人將會賠掉一筆天文數字，”他去年對記者說。如果泡沫破裂，經濟災難可能接踵而至。而如果他最樂觀的預測成真，他可能會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富有、最有權力的人之一。

在 Altman 被解僱後的一次緊張通話中，董事會逼迫他承認自己一貫的欺騙行為。“這真是太操蛋了，”據參加通話的人說，他反覆重複這句話。“我改變不了我的性格。”Altman 表示他不記得有過這次對話。“我可能想表達的意思類似‘我確實努力想成為一股團結的力量’，”他告訴我們，並補充說這個特質讓他成功領導了一家極為成功的公司。他把這些批評歸咎於一種傾向，尤其是在他職業生涯早期，也就是“太容易想回避衝突”。但是，一位董事會成員對他的話給出了不同的解讀：“他那句話的意思其實是，‘我有騙人的習慣，而且我沒打算改’。”當初解僱 Altman 的同事們，究竟是出於危言聳聽和私人恩怨，還是他們確實看透了他不可信任？

今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我們在 OpenAI 位於舊金山的總部見到了 Altman。為了這篇報道，我們與他進行了十幾輪的交談。公司最近搬進了兩座 11 層的玻璃塔樓裏。其中一座曾經是另一家科技巨頭 Uber 的辦公地。Uber 的聯合創始人兼 CEO Travis Kalanick 曾經看起來像個無人能擋的神童——直到 2017 年，在投資者對其職業道德的質疑壓力下，他辭去了職務。（Kalanick 現在經營着一家機器人初創公司；他最近表示，空閒時間他會用 OpenAI 的 ChatGPT“去探索量子物理學的已知邊界”。）

一位員工帶我們參觀了辦公室。在一個擺滿共享長桌、通風良好的寬敞空間裏，有一幅計算機科學家 Alan Turing 的動態數字畫像；當我們走過時，畫像上的眼睛會跟着我們轉動。這個裝置俏皮地致敬了 Turing 測試，即 1950 年提出的關於機器能否逼真地模仿人類的思想實驗。（在 2025 年的一項研究中，ChatGPT 通過該測試的表現甚至比真人還穩定）。通常情況下，你是可以和這幅畫互動的。但我們的嚮導告訴我們，它的聲音功能已經被禁用了，因為它總是會偷聽員工說話，然後插嘴打斷他們的談話。在辦公室的其他地方，牌匾、宣傳冊和周邊商品上都印着“感受 AGI” (Feel the AGI) 的字樣。這句話最初與 Sutskever 有關，他曾用這句話來警告同事們關於通用人工智能的風險。但在“彈指事件”之後，它變成了一句歡快的口號，用來歡呼一個物質極其豐饒的未來。

穿灰毛衣的 CEO

我們在八樓一間看起來很普通的會議室裏見到了 Altman。”以前人們總是跟我說’決策疲勞’，我當時不明白，”Altman 告訴我們。”現在我每天都穿灰毛衣和牛仔褲，甚至要從衣櫃裏挑哪件灰毛衣穿——我都會覺得，哎，要是我連想都不用想該多好。”Altman 看起來很年輕——他身材苗條，藍眼睛眼距較寬，頭髮亂蓬蓬的——但他現在已經 40 歲了。他和 Mulherin 通過代孕生下了一個一歲的兒子。”我敢肯定，當美國總統的工作壓力肯定大得多，但在我覺得我能勝任的所有工作裏，這是我能想象到壓力最大的一份了，”他說着，先與我們中的一位進行眼神交流，然後轉向另一位。”我是這麼跟朋友解釋的：’在我們發佈 ChatGPT 之前，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我們做出了那些極其重大的科學發現——我認為我們做出了，不知道，幾十年來最重要的科學發現。’”他垂下眼簾。”然後，自從 ChatGPT 發佈之後，做決定就變得非常困難了。”

Altman 在密蘇里州克萊頓長大，那是聖路易斯市一個富裕的郊區。他是四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他的母親 Connie Gibstine 是一名皮膚科醫生；父親 Jerry Altman 是一名房地產經紀人和住房活動家。Altman 去過改革派的猶太教堂，也在私立預科學校讀過書。他曾形容那所學校“不是那種你敢站出來公開談論自己是同性戀的地方”。不過，總體而言，這個富裕家庭所處的郊區圈子還是比較開明的。Altman 說，在他十六七歲的時候，有一次深夜在聖路易斯一個以同性戀為主的街區，他遭到了一次殘酷的人身攻擊和恐同的辱罵。Altman 沒有報警，也不太願意在採訪中給出更多細節。他說，如果把細節說得太清楚，會“讓我顯得像是在操縱輿論或者博取同情”。他不認為這件事，或者廣泛來說他的性取向，對他的自我認知有多麼重要。但是，他說，“這可能在心理上留下了一些深層的影響——我以為我已經克服了，但其實並沒有——導致我不想捲入更多的衝突。”

Altman 的弟弟在 2016 年告訴《紐約客》，他哥哥小時候的態度就是“我必須贏，而且我要掌管一切”。Altman 上了斯坦福大學，經常參加校外的撲克牌局。“我覺得我從打牌中學到的人生和商業道理，比在大學裏學到的還要多，”他後來這麼說。

斯坦福的學生都很有野心，但最具有創業精神的人往往會輟學。大二結束後的那個夏天，Altman 去了馬薩諸塞州，成為了 Y Combinator (YC) 第一批創業者的一員。YC 是由著名軟件工程師 Paul Graham 聯合創立的“創業孵化器”。每個加入 YC 的人都帶着一個創業點子。（和 Altman 同期的學員裏，有 Reddit 和 Twitch 的創始人。）Altman 的項目後來叫 Loopt，是一個早期的社交網絡，它利用翻蓋手機的定位功能來告訴用戶他們的朋友在哪。這家公司反映了他的幹勁，以及一種總能將模糊的局勢轉化為自己優勢的傾向。當時聯邦法規要求電話運營商必須能追蹤手機位置以提供緊急服務；Altman 就和運營商達成協議，利用這些功能為自己的公司服務。

“這些數據表明，我們在座的某個人擁有詩人的靈魂。”

Loopt 的大多數員工都很喜歡 Altman，但有些人表示，Altman 那種誇大其詞的傾向——哪怕是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讓他們感到震驚。有人回憶說，Altman 曾到處吹噓自己是乒乓球冠軍——“就像，密蘇里州高中乒乓球冠軍”——結果卻被證明是辦公室裏打得最爛的人之一。（Altman 說他當時可能是在開玩笑。）Mark Jacobstein 是 Loopt 的一名老員工，他被投資者要求擔任 Altman 的“保姆”。正如他後來對傳記《樂觀主義者》的作者 Keach Hagey 所說的那樣：“在‘我覺得我也許能做到這件事’和‘我已經做到了這件事’之間，存在着一種界限模糊。這種模糊發展到最惡劣的程度，就會造就 Theranos。”（Theranos 是 Elizabeth Holmes 創辦的一家著名血液檢測欺詐公司）

根據 Hagey 的說法，由於對 Altman 的領導能力和缺乏透明度感到擔憂，一羣高管曾兩次要求 Loopt 董事會解僱他的 CEO 職務。但 Altman 也激發了員工極其強烈的忠誠感。一名前員工被告知，一位董事會成員回應說：“這是 Sam 的公司，滾回去幹你的活。”（一位董事會成員否認試圖罷免 Altman CEO 職務的舉動是認真的。）Loopt 在獲取用戶方面舉步維艱，並在 2012 年被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收購。據一位熟悉該交易的人士透露，這次收購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幫 Altman 保住面子。儘管如此，當 Graham 在 2014 年從 YC 退休時，他還是招募了 Altman 作為他的繼任者擔任總裁。“我在廚房裏問了 Sam，”Graham 告訴《紐約客》。“他笑了，彷彿在說，計劃通。我以前從未見過 Sam 笑得那麼毫無防備。那種笑容，就像是你站在房間這頭，隨手把紙團扔進了對面的垃圾桶裏一樣。”

Altman 的新角色讓他在 28 歲時就成為了造王者。他的工作是挑選最有飢餓感、最有前途的創業者，將他們與最好的程序員和投資者聯繫起來，並幫助他們把初創公司發展成定義行業的壟斷企業（同時 YC 會抽取 6% 或 7% 的份額）。Altman 主導了一段激進的擴張期，將 YC 名下的初創公司從幾十家發展到了數百家。但硅谷的幾位投資者開始認為他的忠誠度並不純粹。一位投資者告訴我們，Altman 出了名地喜歡“選擇性地向最好的公司進行個人投資，並將外部投資者拒之門外”。（Altman 否認屏蔽了任何人。）Altman 曾擔任紅杉資本 (Sequoia Capital) 投資基金的“星探”，這個項目包括投資早期初創企業並從中抽取一小部分利潤。一位熟悉交易的人士稱，當 Altman 作為天使投資人投資了金融服務初創公司 Stripe 時，他堅持要拿到更大的份額，這激怒了紅杉資本的合夥人。該人士補充說，“這完全是‘Sam 利益優先’的政策。”據 Altman 自己估計，他還投資了其他大約四百家公司。（Altman 否認了對 Stripe 交易的這種描述。大約在 2010 年，他向 Stripe 進行了 1.5 萬美元的初始投資，佔 2% 的股份。這家公司現在的估值超過 1500 億美元。）

到了 2018 年，幾位 YC 合夥人對 Altman 的行為非常不滿，於是找到 Graham 投訴。Graham 和他的妻子、同時也是 YC 創始人的 Jessica Livingston 顯然與 Altman 進行了一次坦誠的談話。之後，Graham 開始告訴別人，儘管 Altman 已經同意離開公司，但實際上他一直在抗拒。Altman 告訴一些 YC 合夥人，他將辭去總裁職務，轉而擔任董事長。2019 年 5 月，一篇宣佈 YC 更換新總裁的博客文章附帶了一個星號備註：“Sam 將過渡為 YC 的董事長。”幾個月後，這篇文章被修改為“Sam 辭去了在 YC 的任何正式職務”；再後來，這句話被完全刪除了。儘管如此，就在 2021 年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的一份文件中，Altman 依然被列為 Y Combinator 的董事長。（Altman 說他很久以後才知道這件事。）

多年來，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最近的取證中，Altman 都堅稱他從未被 YC 解僱，並且他告訴我們，他並沒有抗拒離開。Graham 在推特上發文說，“我們不想讓他離開，只是想讓他（在 YC 和 OpenAI 之間）做出選擇”。在一份聲明中，Graham 告訴我們：“我們沒有合法的權力去解僱任何人。我們能做的只是施加道德壓力。”但在私下裏，他曾明確表示，Altman 被撤職是因為 YC 合夥人對他不信任。這種對 Altman 在 Y Combinator 時期的描述，是基於與幾位 YC 創始人和合夥人的討論，以及同時期的材料，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次離職並非完全是雙方情願的。有一次，Graham 告訴 YC 同事，在 Altman 被撤職之前，“Sam 一直在對我們撒謊”。

“AI 領域的曼哈頓計劃”

2015 年 5 月，Altman 給當時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位的富豪埃隆·馬斯克發了郵件。和許多著名的硅谷企業家一樣，馬斯克對一系列他認為存在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脅、但大多數人覺得是天方夜譚的問題深感憂慮。“我們必須對 AI 非常小心，”他發推文說。“它的潛在危險可能比核武器還要大。”

Altman 以前通常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但他關於 AI 的言辭很快就變得極具末日色彩。在公開場合，以及在給馬斯克等人的私人信件中，他警告說這項技術不應該被一家追求利潤的超級大企業所壟斷。“我一直在想，是否有可能阻止人類開發 AI，”他寫給馬斯克。“如果這注定要發生，似乎由谷歌以外的人捷足先登會比較好。”他借鑑了核武器的類比，提出了一個“AI 領域的曼哈頓計劃”。他概述了這樣一個組織應具備的總體原則——“安全應該被列為首要要求”；“顯然我們必須遵守/積極支持所有的監管規定”——然後他和馬斯克敲定了一個名字：OpenAI。

與當初造出原子彈的政府主導的曼哈頓計劃不同，OpenAI 至少在初期是由私人提供資金的。Altman 預測，人工智能超級智能——一個理論上甚至超越了 AGI，機器完全凌駕於人類思維能力之上的階段——最終將創造出足夠的經濟效益，從而“捕獲宇宙中所有未來價值的‘光錐’（物理學術語，引申為影響範圍內的一切）”。但他同時也警告了攸關人類存亡的危險。在某個時刻，國家安全方面的影響可能會變得極其嚴峻，以至於美國政府不得不接管 OpenAI，甚至可能將其國有化，並把運營地點轉移到沙漠裏的一個安全地堡中。到了 2015 年底，馬斯克被說服了。“我們應該宣佈，我們首期承諾提供 10 億美元的資金，”他寫道。“別人不出的部分，無論多少我全包了。”

Altman 將 OpenAI 掛靠在 Y Combinator 的非營利部門下，將其包裝為一個內部慈善項目。他給 OpenAI 的招聘對象發了 YC 的股票，並通過 YC 的賬户轉移捐款。有一次，這個實驗室甚至得到了一個 Altman 擁有個人股份的 YC 基金的支持。（Altman 後來稱這些股份微不足道。他告訴我們，他給招聘對象的 YC 股票是他自己的。）

“曼哈頓計劃”的比喻同樣適用於員工招聘。就像核裂變研究一樣，機器學習是一個有着劃時代意義的小眾科學領域，被一羣古怪的天才所主導。馬斯克和 Altman，以及從 Stripe 跳槽來的 Brockman 確信，世界上能在這個領域取得突破的計算機科學家屈指可數。當時谷歌擁有巨大的資金優勢，並且領先了多年。“我們在人力和武器上處於極其懸殊的劣勢，”馬斯克後來在一封郵件中寫道。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隨着時間的推移吸引到最有才華的人，而且我們的大方向是正確對齊的，那麼 OpenAI 終將獲勝。”

他們的首要招募目標是 Sutskever。他是一位性格激烈且內向的研究員，常被稱為他那一代最有天賦的 AI 科學家。Sutskever 1986 年出生於蘇聯，髮際線有點後移，長着一雙深邃的黑眼睛。他在斟酌措辭時，有個習慣動作就是不眨眼地長時間停頓。另一個招募目標是 Dario Amodei，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生物物理學家，有緊張時會揉搓黑頭髮的習慣。他總是喜歡用長篇大論的文章來回復只有一句話的郵件。這兩人都在別處擁有一份薪水豐厚的工作，但 Altman 對他們可謂關懷備至。他後來開玩笑說：“我死纏爛打地追着 Ilya。”

馬斯克名氣更大，但 Altman 的手腕更圓滑。他給 Amodei 發了郵件，兩人約在一家印度餐廳單獨共進晚餐。（Altman 發消息：“操，我的 Uber 撞車了！大概遲到 10 分鐘。”Amodei 回：“哇，希望你沒事。”）和許多 AI 研究人員一樣，Amodei 認為，只有在證明這項技術與人類價值觀“對齊” (aligned) 的前提下，才應該去開發它。這意味着 AI 將按照人們的意願行事，而不會犯下致命的錯誤——比方說，當接到“通過消滅最大污染源來清理環境”的指令時，它把人類給抹殺了。Altman 給 Amodei 吃了一顆定心丸，對這些安全擔憂表示了極大的認同。

後來加入公司的 Amodei，連續數年詳細記錄了 Altman 和 Brockman 的行為。這份筆記的標題是”我在 OpenAI 的經歷”（副標題是：”私密：請勿分享”）。這份長達兩百多頁、與 Amodei 有關的文件集（包括那些筆記、內部郵件和備忘錄）一直在硅谷同行中流傳，但從未被公之於眾。在他的筆記中，Amodei 寫道，Altman 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專注於安全的 AI 實驗室（’可能不是馬上，但會盡快’）”。

2015 年 12 月，也就是在 OpenAI 正式宣佈成立的幾小時前，Altman 給馬斯克發郵件，提到了一個傳聞，說谷歌“明天打算給 OpenAI 的每個人開出鉅額的競爭報價，試圖扼殺它”。馬斯克回覆：“Ilya 給出了明確的答覆了嗎？”Altman 向他保證，Sutskever 意志堅定。谷歌給 Sutskever 開出了每年六百萬美元的薪水，這是 OpenAI 根本無法企及的。但是，Altman 吹噓說，“可惜的是，他們沒有‘做正確的事’這個光環加持。”

“我只是想說，如果我們把枕頭撕爛、牀墊扯破，可能會讓咱們這地方看起來更有人氣一點。”

馬斯克在舊金山使命區的一家前手提箱工廠裏為 OpenAI 提供了一些辦公空間。正如 Sutskever 告訴我們的，向員工推銷的口號是：”你們要去拯救世界。”

OpenAI 的創始人相信，如果一切順利，人工智能可以引領一個超越物質匱乏的烏托邦，它能使繁重的工作自動化、治癒癌症，並解放人類去享受休閒充裕的生活。但如果這項技術失控，或落入壞人之手，後果將是毀滅性的。比如中國可能會用它來製造新型生物武器或先進的無人機艦隊；一個 AI 大模型可能會智勝其監督者，在秘密服務器上覆制自己，從而導致無法被關閉；在極端情況下，它可能會奪取電網、股市或核武庫的控制權。至少可以說，並非每個人都相信這一點，但 Altman 反覆重申他信。2015 年他在博客上寫道，超人類的機器智能“不需要像科幻小說裏那種天生邪惡的版本才能把我們全殺光。一個更可能的情況是，它根本就不在乎我們，在努力實現其他目標的過程中……順手就把我們抹除了。”OpenAI 的創始人發誓絕不把速度置於安全之上，該組織的成立章程更是將“造福人類”作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如果 AI 將成為歷史上最強大的技術，那麼由此推論，任何獨掌該技術的人都將擁有無與倫比的權力——創始人們將這種情況稱為“AGI 獨裁”。

Altman 對早期的招聘對象說，OpenAI 將保持純粹的非營利性質，而程序員們也接受了大幅降薪來這裏工作。公司接受慈善捐款，其中包括來自當時名為“開放慈善” (Open Philanthropy) 組織的 3000 萬美元。該組織是“有效利他主義”運動的一箇中心，其承諾之一是支持向全球貧困人口發放蚊帳。

Brockman 和 Sutskever 管理着 OpenAI 的日常運營，而馬斯克和 Altman 因為忙於其他工作，大概每週才來一次。然而，到了 2017 年 9 月，馬斯克變得不耐煩了。在關於是否將 OpenAI 重組為一家營利性公司的討論中，他要求獲得多數控制權。Altman 的回答視情況而變。他前後一致的主要訴求似乎是：如果 OpenAI 要重組並由一位 CEO 來控制，那個職位必須是他的。Sutskever 似乎對這個想法感到不安。他代表自己和 Brockman 給馬斯克和 Altman 發送了一封長長的、帶有訴苦意味的電子郵件，主題是“肺腑之言”。他寫道：“OpenAI 的目標是讓未來變得更美好，並避免 AGI 獨裁。”他在給馬斯克的話中繼續寫道：“因此，建立一個能讓你成為獨裁者的結構是個糟糕的主意。”他也向 Altman 傳達了類似的擔憂：“我們不明白為什麼 CEO 的頭銜對你如此重要。你給出的理由變來變去，很難讓人真正看清背後的動機。”

“夥計們，我受夠了，”馬斯克回覆道。“要麼你們自己單幹，要麼繼續把 OpenAI 當成非營利組織搞下去”——否則“我就是個給你們免費出錢做初創公司的傻瓜。”五個月後，他憤而辭職。（2023 年，他創立了一家名為 xAI 的營利性競爭企業。次年，他起訴 Altman 和 OpenAI 涉嫌欺詐和違反慈善信託，聲稱自己被“Altman 的長線騙局”給“徹底操縱了”——即 Altman 利用了他對 AI 危險的擔憂，從他那裏騙取了資金。OpenAI 對此進行了激烈抗辯，目前訴訟仍在進行中。）

馬斯克離開後，Amodei 和其他研究人員對 Brockman 和 Sutskever 的領導感到不滿。有人覺得 Brockman 是個讓人難受的操盤手，而 Sutskever 雖然有原則但缺乏條理。在成為 CEO 的過程中，Altman 似乎向公司內部的不同派系做出了不同的承諾。他向一些研究員保證，Brockman 的管理權限將被削弱。但是，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也與 Brockman 和 Sutskever 達成了一項秘密口頭協議：Altman 獲得 CEO 頭銜；作為交換，如果另外兩人認為有必要，他同意辭職。（Altman 對這種說法提出異議，表示他只是因為被要求才擔任 CEO 一職。三人都確認了該協議的存在，儘管 Brockman 說這只是非正式的。“他單方面告訴我們，只要我們倆開口，他就會下台，”他告訴我們。“我們反對這個想法，但他說這對他很重要。這純粹是出於利他心理。”）後來，董事會震驚地發現，他們的 CEO 本質上任命了自己的影子董事會。

內部記錄顯示，早在 2017 年，創始人們就私下對非營利結構產生了懷疑。那一年，在馬斯克試圖取得控制權之後，Brockman 在一篇日記中寫道：“不能說我們致力於非營利……如果三個月後我們搞成了共益企業，那就是在撒謊。”Amodei 在他早期的一份筆記中回憶起，他曾逼問 Brockman 關於優先事項的問題，Brockman 回答說他想要“金錢和權力”。Brockman 對此予以否認。那段時間他的日記記錄反映出了他內心的矛盾。其中一篇寫道：“只要沒有別人因此暴富，我很高興不指望靠這個發財。”在另一篇日記裏，他問自己：“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他的答案之一是“在財務上讓我達到 10 億美元的東西”。

2017 年，Sutskever 在辦公室讀到了谷歌研究人員剛發表的一篇論文，該論文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簡單網絡架構——Transformer（一種基於注意力機制的深度學習模型）”。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跑到走廊裏，對他的研究員同事們說：”停下你們手頭的所有工作。就是它了。”Sutskever 意識到，Transformer 是一項可能使 OpenAI 能夠訓練出極其複雜的模型的創新。正是這一發現孕育了第一個生成式預訓練大語言模型 (GPT)——它就是後來 ChatGPT 的雛形。

“OpenAI 的問題就是 Sam 本人”

我們瞭解到，隨着技術變得越來越強大，OpenAI 的大約十二名頂尖工程師舉行了一系列秘密會議，討論包括 Brockman 和 Altman 在內的創始人們是否值得信任。在其中一次會議上，一位員工想起了英國喜劇二人組 Mitchell 和 Webb 的一個小品，裏面東線戰場上的一個納粹士兵在頓悟的瞬間問道：”難道我們才是壞人嗎？”

到了 2018 年，Amodei 開始更加公開地質疑創始人們的動機。“一切都在圍繞着一套套騙投資的把戲轉，”他後來在筆記中寫道。“我覺得 OpenAI 需要一份明確的聲明，說明它要做什麼，不做什麼，以及它的存在將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OpenAI 已經有了一項使命宣言：“確保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但在 Amodei 看來，並不清楚這對高管們到底意味着什麼，或者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據 Amodei 說，在 2018 年初，他開始起草一份公司章程，並在與 Altman 和 Brockman 進行了數週的談話中，極力倡導其中最激進的條款：如果一個“價值觀對齊的、有安全意識的項目”在 OpenAI 之前接近構建出 AGI，公司將“停止與之競爭，轉而協助該項目”。根據這個被稱為“合併與協助”的條款，如果比如說，谷歌的研究人員首先弄清楚瞭如何構建一個安全的 AGI，那麼 OpenAI 就可以自我解散，並把資源捐贈給谷歌。按照任何正常的商業邏輯，做出這樣的承諾都是瘋了。但 OpenAI 本來就不應該是一家正常的公司。

這一前提在 2019 年春天經受了考驗，當時 OpenAI 正在與微軟談判一項十億美元的投資。儘管負責公司安全團隊的 Amodei 曾幫助向 Bill Gates 推銷這項交易，但團隊裏的許多人都對此感到焦慮，擔心微軟會加入凌駕於 OpenAI 道德承諾之上的條款。Amodei 向 Altman 提交了一份按重要性排序的安全要求清單，將保留“合併與協助”條款放在了最前面。Altman 同意了那個要求。但在 6 月份交易即將敲定時，Amodei 發現其中被加入了一項賦予微軟阻止 OpenAI 進行任何合併的權力的條款。“章程裏百分之八十的內容都被背叛了，”Amodei 回憶道。他去質問 Altman，Altman 否認存在這個條款。Amodei 指着文本大聲朗讀了出來，最終迫使另一位同事直接向 Altman 確認了該條款的存在。（Altman 不記得這回事了。）Amodei 的筆記描述了不斷升級的緊張衝突，包括幾個月後的一次，Altman 把 Amodei 和在公司從事安全和政策工作的妹妹 Daniela 叫去，告訴他們，他從一位高管那裏得到“確切消息”，說他們一直在密謀政變。筆記繼續寫道，Daniela“情緒失控了”，把那位高管叫了進來，該高管否認說過任何這樣的話。據一位瞭解此次對話的人士回憶，Altman 隨後又否認自己提出過這樣的指控。“我根本沒那麼說，”他說。“你剛剛明明說了，”Daniela 反駁道。（Altman 說他的記憶並非如此，他只是指責 Amodei 兄妹有“玩弄政治的行徑”。）2020 年，Amodei、Daniela 和其他幾位同事離開了公司，創立了 Anthropic，這現在是 OpenAI 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Altman 繼續兜售 OpenAI 對安全的承諾，尤其是在潛在的招聘對象能聽見的時候。2022 年末，四位計算機科學家發表了一篇論文，部分動機是出於對“欺騙性對齊”的擔憂，即足夠高級的模型可能會在測試期間假裝表現良好，一旦部署，就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這聽起來像科幻小說的幾個 AI 場景之一——但在某些實驗條件下，它已經發生了。）這篇論文發表幾周後，作者之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博士生，收到了 Altman 的一封郵件。Altman 說他越來越擔心沒有對齊的 AI 帶來的威脅。他補充說，他正在考慮投入十億美元來解決這個問題，許多 AI 專家認為這是世界上最重要卻尚未解決的難題。他打算設立一個獎項，以激勵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來研究它。這位博士生告訴我們，儘管他“聽到過關於 Sam 很滑頭的模糊傳聞”，但 Altman 展現出的承諾打動了他。他休學加入了 OpenAI。

但是，在 2023 年春季的幾次會議上，Altman 的態度似乎動搖了。他不再談論設立獎金的事。相反，他主張在內部建立一個“超級對齊團隊”。一份官方公告提到了公司的算力儲備，承諾該團隊將獲得“我們迄今為止保障算力的 20%”——這筆資源可能價值超過十億美元。根據公告，這項工作是必要的，因為如果對齊問題得不到解決，AGI 可能會“導致人類失去權力，甚至導致人類滅絕”。被任命與 Sutskever 共同領導該團隊的 Jan Leike 告訴我們：“這確實是一個相當有效的留住人才的工具。”

然而，百分之二十的承諾化為了泡影。四位在該團隊工作或與其密切合作的人士表示，實際分配給他們的資源僅佔公司算力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此外，團隊的一名研究員表示，“絕大多數用於超級對齊的算力實際上都在最老舊的集羣和最差的芯片上”。研究人員認為，更好的硬件被預留給了能產生利潤的活動。（OpenAI 對此提出異議。）Leike 向當時擔任公司 CTO 的 Murati 抱怨，但 Murati 讓他不要再揪着這個問題不放了——因為這個承諾本來就不切實際。

“她就這麼’噼裏啪啦、稀里嘩啦’地從我的生活中跑路了。”

大約在同一時間，一名前員工告訴我們，Sutskever“超級痴迷於安全問題”。在 OpenAI 成立之初，他雖然認為發生災難性風險的擔憂是合理的，但覺得那還很遙遠。現在，隨着他越來越相信 AGI 指日可待，他的擔憂變得更加強烈了。這位前員工繼續說，在一次全體員工大會上，“Ilya 站起來說，‘嘿，各位，在未來幾年裏，這個公司的每個人基本上都要轉向安全相關的工作，否則我們就完蛋了。’”但是超級對齊團隊在第二年就被解散了，連使命都沒有完成。

內部信息顯示，到那時，高管和董事會成員已經開始相信，Altman 的隱瞞和欺騙行為可能會對 OpenAI 產品的安全產生後果。在 2022 年 12 月的一次會議上，Altman 向董事會保證，即將推出的 GPT-4 模型中的各項功能已經獲得了一個安全小組的批准。董事會成員兼 AI 政策專家 Toner 要求提供文件證明。結果她發現，最具爭議的功能——一個是允許用戶針對特定任務對模型進行“微調”的功能，另一個是將其部署為個人助手的功能——並沒有得到批准。當董事會成員、企業家 McCauley 離開會議室時，一名員工把她拉到一邊，問她是否知道印度的“那次違規泄露”。原來 Altman 在向董事會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簡報中，根本沒有提到微軟在沒有完成必要的安全審查的情況下，在印度發佈了 ChatGPT 的一個早期版本。“這事基本上完全被當做沒發生過，”當時的一名 OpenAI 研究員 Jacob Hilton 說道。

另一位研究員 Carroll Wainwright 表示，儘管這些疏漏沒有引發安全危機，但它們是“產品凌駕於安全之上這種不斷下滑趨勢”的一部分。GPT-4 發佈後，Leike 給董事會成員發了郵件。“OpenAI 在執行其使命時已經脱軌，”他寫道。“我們將產品和收入置於首位，其次是 AI 的能力、研究和規模擴展，而對齊和安全被排在了第三位。”他繼續寫道，“像谷歌等其他公司正在明白，他們應該加快部署，無視安全問題（這是一種錯誤傾向）。”

McCauley 在給其他董事會成員的郵件中寫道：“我認為我們肯定已經到了董事會必須加大審查力度的地步。”董事會成員試圖去應對這個他們眼中日益嚴重的問題，但他們勢單力薄。“說白了，你面對的是一羣毫無經驗、什麼都沒做過的人，”前董事會成員 Sue Yoon 說道。2023 年，公司正準備發佈其 GPT-4 Turbo 模型。正如 Sutskever 在備忘錄中詳細描述的那樣，Altman 顯然引用了公司總法律顧問 Jason Kwon 的話，告訴 Murati 該模型不需要安全批准。但當她在 Slack 上詢問 Kwon 時，他回覆說：“呃……搞不懂 Sam 是從哪得出這個結論的。”（Kwon 仍是公司高管，OpenAI 的一名代表表示，這件事“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久之後，董事會做出了開除 Altman 的決定——然後全世界見證了 Altman 的反轉大戲。OpenAI 官網上仍然放着一個版本的公司章程。但熟悉 OpenAI 治理文件的人士表示，它已經被稀釋到了毫無意義的地步。去年 6 月，Altman 在他的個人博客上提到了人工智能超級智能：“我們已經越過了事件視界；起飛已經開始。”根據章程，這本該是 OpenAI 可能停止與其他公司競爭，並開始與他們合作的時刻。但在那篇名為《温和的奇點》的文章中，他採用了一種新的基調，用熱情洋溢的樂觀主義取代了對生存威脅的恐懼。“我們都會獲得更好的東西，”他寫道。“我們將為彼此創造越來越美妙的東西。”他承認對齊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但他對其進行了重新定義——它不再是一個致命的威脅，而只是一個小麻煩，就像那些誘惑我們把時間浪費在刷 Instagram 上的算法一樣。

Altman 經常被描述為他這一代人中最偉大的推銷員，人們對他既充滿敬畏又抱有懷疑。Steve Jobs 是他的偶像之一，據說 Jobs 有一種“現實扭曲力場”——一種堅不可摧的自信，能讓世界順應他的願景。但就連 Jobs 也從未告訴他的顧客，如果不買他家的 MP3，他們所愛的人都會死。2008 年，當 Altman 23 歲時，他的導師 Graham 寫道：“你可以把他扔到一個滿是食人族的島上，五年後你再回來，他已經成了那裏的國王。”這個評價並不是基於 Altman 當時平平無奇的業績，而是基於他為了獲勝那近乎無法駕馭的意志。當別人建議 Graham 不要把 YC 校友列入全球頂尖創業者名單時，他還是把 Altman 加了進去。“Sam Altman 不可能被這種脆弱的規則所阻擋，”他寫道。

Graham 說這話本來是在誇他。但 Altman 的一些最親密的同事後來對他的這種特質有了不同的看法。在 Sutskever 對 AI 安全越來越感到苦惱之後，他整理了關於 Altman 和 Brockman 的備忘錄。這些備忘錄自此在硅谷被傳得神乎其神；在一些圈子裏，它們乾脆被稱作“Ilya 備忘錄”。與此同時，Amodei 也在繼續整理筆記。這些以及其他與他相關的文件，記錄了他從謹慎的理想主義走向恐慌的轉變過程。他的措辭比 Sutskever 的更加激烈，時而對 Altman 感到憤怒——“他的話幾乎全是扯淡”——時而又對未糾正 OpenAI 的路線感到惋惜。

這兩份文件集中都沒有那種一擊致命的鐵證。相反，它們記錄的是一些據稱是欺騙和操縱的累積。如果孤立地看，這些事可能只會讓人聳聳肩不當回事：比如 Altman 涉嫌把同一份工作提供給兩個人、在誰該上直播的問題上說出前後矛盾的話、在安全要求上含糊其辭。但 Sutskever 得出的結論是，這種行為“無法創造一個有利於構建安全 AGI 的環境”。Amodei 和 Sutskever 從來不是什麼密友，但他們得出了相似的結論。Amodei 寫道：“OpenAI 的問題就是 Sam 本人。”

我們採訪了一百多名對 Altman 如何開展業務有第一手瞭解的人：OpenAI 現任和前任的員工及董事會成員；Altman 各個豪宅的客人和工作人員；他的同事和競爭對手；他的朋友和敵人，以及考慮到硅谷重利的文化，那些兼具這雙重身份的人。（OpenAI 與《紐約客》的所有者康泰納仕達成了一項協議，允許 OpenAI 在有限的期限內在搜索結果中顯示其內容。）

有些人不僅為 Altman 的商業頭腦辯護，還對他的競爭對手不屑一顧，尤其是把 Sutskever 和 Amodei 看作是爭奪他王位失敗的挑戰者。另一些人則把他們描繪成輕信、心不在焉的科學家，或者是歇斯底里的“末日論者”，陷入了他們構建的軟件不知怎麼就會活過來並把他們殺死的妄想中。前董事會成員 Yoon 認為，Altman“並不是那種馬基雅維利式（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反派”，他只不過是太容易沉浸在自己銷售宣傳中不斷變化的現實裏，甚至到了“沒心沒肺”的地步。“他太容易陷入盲目的自信了，”她說。“所以他做的那些事，如果你生活在現實世界裏，會覺得毫無道理。但是，他本來就不生活在現實世界裏。”

然而，我們交談過的大多數人都認同 Sutskever 和 Amodei 的判斷：Altman 對權力有着永無止境的渴望。即使在那些熱衷於把名字印在宇宙飛船上的實業家當中，這也讓他顯得與眾不同。“他不受真相的約束，”一位董事會成員告訴我們。“他擁有兩種幾乎不可能在同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的特質。第一種是強烈的討好型人格，希望在任何互動中都能討人喜歡。第二種則是對欺騙他人可能帶來的後果，近乎反社會般的漠不關心。”

這位董事會成員並不是唯一一個脱口而出“反社會” (sociopathic) 這個詞的人。Altman 在 YC 第一期的同期學員 Aaron Swartz 是一位才華橫溢但飽受困擾的程序員，他於 2013 年自殺身亡，現在在許多科技圈裏被視為神明般的人物。在去世前不久，Swartz 向幾個朋友表達了對 Altman 的擔憂。“你必須明白，Sam 永遠不能被信任，”他告訴其中一位朋友。“他是個反社會者。他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微軟的多位高管表示，儘管 Nadella 一直對他保持忠誠，但微軟與 Altman 的關係已經變得充滿了擔憂。“他總是歪曲事實、偷換概念、重新談判、背棄協議，”其中一人說道。今年早些時候，OpenAI 重申微軟是其“無狀態” (stateless) ——即無記憶——模型的獨家雲提供商。就在同一天，它宣佈了一項 500 億美元的交易，讓亞馬遜成為其企業級 AI 智能體 (AI Agent) 平台的獨家經銷商。雖然允許轉售，但微軟高管認為 OpenAI 的計劃可能與微軟的排他性條款相沖突。（OpenAI 堅稱與亞馬遜的交易不會違反之前的合同；微軟代表表示，公司“相信 OpenAI 理解並尊重”其法律義務。）微軟的高管在談到 Altman 時說：“我認為有一種可能性雖然小但卻非常真實，那就是他最終會被當作 Bernie Madoff 或 Sam Bankman-Fried 那個級別的騙子被載入史冊。”

Altman 並不是什麼技術大牛——據他身邊的許多人說，他缺乏編程或機器學習方面的淵博知識。多名工程師回憶起他曾誤用或混淆過基本的技術術語。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通過利用別人的資金和技術人才建立起 OpenAI 的。這並不意味着他有什麼與眾不同。這說明他是個地道的商人。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有一種能力，能讓那些戰戰兢兢的工程師、投資者和對技術持懷疑態度的公眾相信，哪怕他們的優先事項是相互衝突的，這些也同樣是他的優先事項。當這些人試圖阻礙他的下一步行動時，他總能找到說辭來安撫他們，至少是暫時的；通常等到他們對他失去耐心的時候，他早已經拿到了他想要的東西。“他會設定一些表面上在未來會約束他的架構，”前 OpenAI 研究員 Wainwright 說。“但當未來真的到來，到了該受約束的時候，他就會把那個架構拋諸腦後。”

“他極具說服力。簡直就像絕地武士的心靈控制術，”一位曾與 Altman 共事過的科技高管說。“完全是另一個層級的。”在對齊研究中，有一個經典的假設場景，就是人類和高級 AI 之間意志的較量。研究人員通常認為，在這場較量中，AI 必勝無疑，就像國際象棋特級大師一定能打敗小孩子一樣。這位高管繼續說道，看着 Altman 在“彈指事件”期間把周圍的人耍得團團轉，感覺就像在看“一個 AGI 突破了人類設下的牢籠”。

沒有寫成文字的調查

在被解僱後的幾天裏，Altman 拼命試圖逃避針對他那些指控的任何外部調查。他告訴兩個人，他擔心哪怕僅僅是調查的存在，都會讓他顯得像是有罪。（Altman 否認了這一點。）但是，由於辭職的董事會成員將進行獨立調查作為他們離開的條件，Altman 最終同意對“最近的事件”進行一次“審查”。據參與談判的人士透露，兩位新董事會成員堅持要控制這次審查。擁有政界和華爾街豐富人脈的 Summers，似乎為審查增添了可信度。（去年 11 月，在一些郵件被曝光後——郵件顯示 Summers 在追求一位年輕女門徒的同時曾向 Jeffrey Epstein 尋求建議——他辭去了董事會職務。）OpenAI 聘請了負責過安然 (Enron) 和世通 (WorldCom) 內部調查的知名律師事務所 WilmerHale 來進行審查。

六名瞭解調查情況的人士聲稱，審查的設計似乎是為了限制透明度。其中一些人表示，調查人員最初並沒有聯繫公司的關鍵人物。一名員工主動聯繫了 Summers 和 Taylor 表示抗議。“他們只對董事會風波期間發生的那一小段事情感興趣，而對他的誠信歷史毫無興趣，”這名員工在回憶他接受調查人員質詢的經歷時說道。其他人則因為覺得調查方在保護匿名性方面做得不夠，而不願意分享對 Altman 的擔憂。“一切跡象都表明，他們想要的結論就是替他洗脱罪名，”這位員工說道。（參與此案的一些律師對這一過程進行了辯護，稱“這是一項獨立、仔細、全面的審查，是跟着事實走的。”Taylor 也表示，審查是“徹底且獨立的”。）

企業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賦予某種合法性。在私有公司，調查結果有時不會被寫成書面報告——這可以作為限制責任的一種方式。但在涉及公眾醜聞的案件中，人們通常對透明度有更高的期望。2017 年 Kalanick 離開 Uber 之前，其董事會聘請了一家外部公司，該公司向公眾發佈了一份 13 頁的摘要。考慮到 OpenAI 501(c)(3) 非營利組織的身份以及解僱事件的極高關注度，公司的許多高管都期望看到一份詳盡的調查結果。然而，在 2024 年 3 月，OpenAI 宣佈將洗清 Altman 的嫌疑，但並沒有發佈任何報告。公司在其網站上提供了大約八百字的聲明，承認存在”信任破裂”。

參與調查的人士表示，之所以沒有發佈報告，是因為根本就沒有寫。相反，調查結果僅限於向 Summers 和 Taylor 提供的口頭彙報。“審查並沒有得出 Sam 是像 George Washington 砍櫻桃樹那般誠實的結論，”一位接近調查的人士說。但調查似乎並沒有把導致 Altman 被解僱的誠信問題作為核心，而是將重點放在尋找明顯的犯罪行為上；基於此，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他可以繼續擔任 CEO。此後不久，在被解僱時被踢出董事會的 Altman 重新加入了董事會。據接近調查的人士透露，不將報告形成文字的決定，部分是基於 Summers 和 Taylor 個人律師的建議。（Summers 拒絕對此公開置評。Taylor 表示，鑑於已經有了口頭簡報，“沒有必要再出具正式的書面報告”。）

許多前任和現任的 OpenAI 員工告訴我們，他們對這種缺乏披露的做法感到震驚。Altman 說，他相信在他復職後加入的所有董事會成員都收到了口頭簡報。“這絕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一位直接瞭解情況的人士說。一些董事會成員告訴我們，外界持續對報告公正性的質疑，可能會引發如其中一位成員所說的那樣：“需要再進行一次調查。”

書面記錄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這些指控。同樣起作用的，還有 Altman 在硅谷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多位曾與 Altman 合作過的著名投資者告訴我們，他有一個名聲，那就是如果投資者支持 OpenAI 的競爭對手，他就會把他們打入冷宮。“如果他們投資了他不喜歡的東西，他們就得不到參與其他項目的機會，”其中一位投資者說。Altman 權力的另一個來源是他龐大的投資清單，這些投資有時甚至延伸到了他的私人生活中。他與多名前任伴侶存在財務糾葛：要麼作為基金的聯合經理、主要投資者，要麼作為頻繁的聯合投資者。這倒也不算罕見。硅谷許多異性戀高管也會與他們的戀愛對象和性伴侶做同樣的事。（“你必須這麼做，”一位著名 CEO 告訴我們。）“我顯然在事後也和一些前任一起投資過。我覺得這，這完全沒問題，”Altman 說。但這種關係提供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控制力。“從本質上講，這造成了非常、非常高的依賴性，”一位接近 Altman 的人士說。“通常來說，這是一輩子的依賴。”

甚至前同事也會受到影響。Murati 在 2024 年離開了 OpenAI，開始建立自己的 AI 初創公司。Altman 的親密盟友 Josh Kushner 給她打了個電話。他讚揚了她的領導能力，然後似乎發出了一種含蓄的威脅，表示他“擔心”她的“聲譽”，而且前同事現在把她視為“敵人”。（Kushner 通過代表表示，這種描述沒有“傳達完整的背景”；Altman 表示他對這通電話不知情。）

在擔任 CEO 之初，Altman 曾宣佈 OpenAI 將創建一家“利潤設限” (capped profit) 的公司，該公司歸非營利組織所有。這個像迷宮一樣複雜的公司結構顯然在 Altman 設計出它之前根本不存在。在改組的過程中，一位名叫 Holden Karnofsky 的董事會成員對此表示反對，認為該非營利組織的價值被嚴重低估了。“憑良心，我不能這麼做，”Karnofsky 說，他也是 Amodei 的姐夫。根據當時的筆記記錄，他投了反對票。然而，在董事會的一名律師表示他的異議“可能成為進一步調查新結構合法性的導火索”之後，他的投票似乎在未經他同意的情況下被記錄為棄權——這涉嫌偽造商業記錄。（OpenAI 告訴我們，幾名員工記得 Karnofsky 投了棄權票，並提供了將其投票記錄為棄權的會議紀要。）

去年 10 月，OpenAI 進行“資本重組”，轉型為一家營利實體。該公司自詡其相關的非營利組織——現在被稱為 OpenAI 基金會——是歷史上“資源最豐富”的非營利組織之一。但它現在擁有公司 26% 的股份，並且除了一個人以外，其董事會成員同時也是營利實體的董事會成員。

在國會聽證會上，Altman 被問及他是否賺了“很多錢”。他回答說：“我在 OpenAI 沒有股權……我做這個是因為我熱愛它。”——這是一個非常謹慎的回答，因為他通過 YC 基金持有間接的股權。這在技術上仍然是事實。但包括 Altman 在內的幾個人向我們暗示，這種情況可能很快就會改變。“投資者會說，我需要知道在困難時期你還會堅持下去，”Altman 說，但他補充說，目前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活躍的討論”。根據一份法律取證材料，Brockman 似乎擁有價值約 200 億美元的公司股份。Altman 的份額可能價值更多。儘管如此，他告訴我們，財富並不是他的主要動力。一名前員工回憶他說過：“我不在乎錢。我更在乎權力。”

2023 年，Altman 和 Mulherin 在他們位於夏威夷的家裏舉行了一場小型儀式，結為伴侶。（他們是在九年前認識的，在 Peter Thiel 家深夜的露天浴缸裏。）他們在莊園招待了各種各樣的客人。據我們交談過的人說，他們所見證的也不過是超級富豪們的標準消遣：私人廚師烹製的飯菜，在夕陽的餘暉中乘船出遊。有一年的新年派對是《倖存者》主題；一張照片顯示了一羣赤裸上身、面帶微笑的男子，甚至還有真正的《倖存者》節目主持人 Jeff Probst。Altman 也曾在他的豪宅裏招待過一小羣朋友，其中至少有一次聚會包括了一場激烈脱衣撲克遊戲。（一張沒有 Altman 在內的現場照片看不出是誰贏了，但至少有三個男人明顯輸了。）我們採訪了許多 Altman 的前賓客，他們只表示他是一個慷慨的主人。

儘管如此，關於 Altman 私生活的謠言被競爭對手利用並加以扭曲。殘酷無情的商業競爭並不新鮮，但 AI 行業的競爭已經變得極其你死我活。（一位 OpenAI 高管用“莎士比亞式的”來形容這種競爭，並補充說，“正常的遊戲規則差不多已經失效了。”）與馬斯克有直接聯繫的中間人，在至少一個案例中是由馬斯克付費的，他們四處散發了長達數十頁關於 Altman 詳細的黑材料。這些材料反映了對他的廣泛監視，記錄了與他相關的空殼公司、親密夥伴的私人聯繫方式，甚至還有對一名據稱是性工作者的採訪，採訪是在同性戀酒吧進行的。馬斯克的一位中間人聲稱，Altman 的航班和他參加的派對都遭到了追蹤。Altman 告訴我們，“我覺得僱私人偵探來調查我的人，比調查任何人的都多。”

一些極端的說法也流傳開來。右翼播主 Tucker Carlson 在沒有任何明顯證據的情況下暗示 Altman 捲入了一名吹哨人的死亡事件。這個指控以及其他一些指控都被競爭對手放大了。Altman 的妹妹 Annie 在一起訴訟中以及接受我們採訪時聲稱，Altman 虐待了她多年，從她三歲、他十二歲那年開始。（我們無法證實 Annie 的說法。Altman 予以否認，他的兄弟和母親稱其為“徹頭徹尾的不實之詞”，並稱這給“我們全家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在記者 Karen Hao 為她的《AI 帝國》一書對 Annie 進行的採訪中，Annie 暗示成年後閃回的過程中恢復了關於被虐待的記憶。）

在競爭公司和投資公司工作的多名人士向我們暗示，Altman 會追求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這個說法在硅谷流傳甚廣，但似乎並不屬實。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調查此事，進行了幾十次採訪，找不到任何證據支持這一說法。“這是一種令人作嘔的競爭對手行徑，我猜測這是企圖在我們即將到來的訴訟中干擾陪審團的一部分，”Altman 告訴我們。“即使要說出這種話顯得很荒謬，我還是得說，任何關於我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僱傭性工作者或捲入謀殺的指控都是完全不實的。”他補充說，他“在某種程度上很感激”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如此積極地試圖查清這件事”。

“我公寓裏充滿了各種氣味，但我個人對它們絕對不負任何責任。”

Altman 承認自己約會過達到法定年齡的年輕男子。我們與他的幾位伴侶交談過，他們告訴我們，這並沒有什麼問題。然而，馬斯克中間人的黑材料卻將其扭曲為一種攻擊手段。（這些檔案包含了對所謂的“鮮肉軍團”和“乾爹的性習慣”的淫穢且未經證實的引用。）“我認為裏面存在很多被推波助瀾的恐同情緒，”Altman 說。科技記者 Swisher 同意這個觀點。“所有這些富翁乾的瘋狂事，比我聽說關於 Sam 的任何事都要瘋狂得多，”她告訴我們。“但他是舊金山的一個男同性戀，”她補充說，“所以這就成了攻擊他的武器。”

一手擁抱監管，一手扼殺法案

十年來，社交媒體的高管們一直承諾，他們可以改變世界，而且幾乎沒有什麼負面影響。他們把那些想讓他們慢下來的立法者斥為單純的“盧德分子”（即反對工業化和新技術的保守派），最終招致了兩黨的共同嘲弄。相比之下，Altman 表現出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盡責態度。他非但沒有抵制監管，反而近乎乞求監管。在 2023 年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作證時，他提議成立一個新的聯邦機構來監督先進的 AI 大語言模型 (LLM)。“如果這項技術出了差錯，它會大錯特錯，”他說。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 John Kennedy 曾以其與科技圈 CEO 們的火爆交鋒而聞名，他似乎被迷住了，用手託着下巴，建議也許 Altman 應該自己去執行這些規則。

但是，在 Altman 公開歡迎監管的同時，他也在私下裏遊說反對監管。據《時代》週刊報道，在 2022 年和 2023 年，OpenAI 成功遊說並削弱了歐盟試圖對大型 AI 公司進行更多監管的努力。2024 年，加州州議會提出了一項法案，強制要求對 AI 模型進行安全測試。其中的條款包括一些類似於 Altman 在國會作證時所倡導的措施。OpenAI 公開反對該法案，但在私下裏卻開始發出威脅。“我要說，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們看到了 OpenAI 越來越狡猾、越來越具有欺騙性的行為，”一位立法助理告訴我們。

投資人 Conway 遊說包括 Nancy Pelosi 和 Gavin Newsom 在內的加州政要，試圖否決這項法案。最後，該法案在兩黨支持下通過了立法機關，但卻被 Newsom 州長否決了。今年，那些支持 AI 監管的國會議員候選人遇到了強勁對手，這些對手由一個新的致力於阻撓這種限制的“支持 AI”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super PAC) “引領未來” (Leading the Future) 資助。OpenAI 的官方立場是不向這類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這個問題超越了黨派政治，”Lehane 最近告訴 CNN。然而，“引領未來”的主要捐助者之一正是 Greg Brockman，他承諾捐出五千萬美元。（今年，Brockman 和他的妻子向一個支持特朗普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MAGA Inc.捐贈了兩千五百萬美元。）

OpenAI 的運動已經超出了傳統的遊說範疇。去年，加州參議院提出了一項後續法案。一天晚上，29 歲的 Nathan Calvin 正在家和妻子共進晚餐時，一個傳票送達員敲響了門，遞給他一張來自 OpenAI 的傳票。Calvin 在非營利組織 Encode 工作，曾協助起草了該法案。OpenAI 聲稱是在尋找馬斯克暗中資助其批評者的證據。但這卻要求 Calvin 交出所有關於州參議院法案的私人通訊記錄。“他們本來可以只問我們一句，‘你們有沒有跟埃隆·馬斯克談過，或者拿過他的錢？’——我們顯然沒有，”Calvin 告訴我們。該法案的其他支持者，以及一些對 OpenAI 轉型為營利性實體的批評者，也收到了傳票。“他們去搞這些人，基本上就是想把他們嚇得閉嘴，”一個名為詹姆斯·歐文基金會 (James Irvine Foundation) 的慈善機構負責人 Don Howard 說。（OpenAI 聲稱這是標準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Altman 長期以來一直支持民主黨。“我非常警惕強大的獨裁者編造一種恐怖故事來拉幫結派欺壓弱小，”他告訴我們。“這出於我的猶太人身份，而不是同性戀身份。”2016 年，他支持 Hillary Clinton，並稱特朗普是“對美國前所未有的威脅”。2020 年，他向民主黨和拜登的聯合競選基金捐了款。在拜登政府期間，Altman 至少與白宮進行了六次會面。他協助制定了一份長篇的行政命令，確立了美國首個針對 AI 的安全測試製度和其他護欄。當拜登簽署該行政命令時，Altman 稱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到了 2024 年，隨着拜登支持率下滑，Altman 的言論開始發生轉變。“我相信不管這次選舉發生什麼，美國都會沒事的，”他說。特朗普勝選後，Altman 向他的就職基金捐了一百萬美元，然後又在就職典禮上和網紅 Jake 和 Logan Paul 兄弟自拍合影。在 X 上，他用他標誌性的全小寫字母風格寫道，“最近更加仔細地觀察 @potus (美國總統) 後，真的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我希望我以前能多做些獨立思考……）。”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廢除了拜登關於 AI 的行政命令。“他為特朗普政府找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替他辦事的途徑，”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這樣評價 Altman。

馬斯克繼續在公開場合痛批 Altman，叫他“Scam Altman”和“Swindly Sam”。（當 Altman 在 X 上抱怨他訂購的特斯拉時，馬斯克回覆說，“你偷走了一個非營利組織。”）然而，在華盛頓，Altman 似乎已經在這場博弈中包抄了馬斯克。馬斯克花了超過兩億五千萬美元幫助特朗普連任，並在白宮工作了幾個月。然後馬斯克離開了華盛頓，這一過程也破壞了他與特朗普的關係。

Altman 現在是特朗普最寵愛的商業大亨之一，他甚至陪同特朗普前往温莎城堡拜訪英國王室。Altman 和特朗普每年會通幾次電話。”你甚至可以，怎麼說呢，直接打給他，”Altman 說。”這不是哥們兒之間的那種關係。但，對，如果我有什麼事需要跟他談，我會打給他的。”去年特朗普在白宮招待科技領袖共進晚餐時，馬斯克卻意外缺席；而 Altman 就坐在總統的對面。”Sam，你是個偉大的領袖，”特朗普說。”你以前跟我說的事，真是不可思議。”

多年來，Altman 一直將對 AGI 的追求比作曼哈頓計劃。就像 J. Robert Oppenheimer 曾用從納粹手中拯救世界的激昂呼籲，去說服物理學家背井離鄉搬到洛斯阿拉莫斯一樣，Altman 也利用了人們對他的技術將引發何種地緣政治影響的恐懼。這套比喻，Altman 看人下菜碟，有時用來鼓勵加速發展，有時用來建議保持謹慎。在 2017 年夏天與美國情報官員的一次會議上，他聲稱中國已經啓動了“AGI 版曼哈頓計劃”，而且 OpenAI 需要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金才能不落後。當被追問證據時，Altman 說，“我聽到了一些風聲。”這是他多次提出這一說法的第一次會議。在其中一次會議之後，他告訴一位情報官員他會跟進提供證據。但他再也沒有給過。這位官員在調查了中國的計劃後，得出結論：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它的存在：“這只是被用來當成銷售說辭罷了。”（Altman 說他不記得曾用完全一樣的方式描述過北京的努力。）

面對更有安全意識的受眾時，Altman 則引用這一類比來暗示相反的意思：必須謹慎、並在國際協調下追求 AGI，否則後果不堪設想。2017 年，Amodei 聘請了前公共利益律師 Page Hedley 擔任 OpenAI 的政策與道德顧問。在向高管們做的一次早期 PPT 演示中，Hedley 勾勒出 OpenAI 如何才能避免一場“災難性的”軍備競賽——也許可以通過建立一個 AI 實驗室聯盟，最終與類似於北約的國際機構協調，以確保該技術得到安全部署。據 Hedley 回憶，Brockman 不明白這能如何幫助公司擊敗競爭對手。“不管我說什麼，”Hedley 告訴我們，“Greg 都會繞回‘那我們怎麼籌到更多錢？我們怎麼贏？’”根據幾篇採訪和當時的記錄，Brockman 提出了一個反方案：OpenAI 可以通過在世界大國——包括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玩平衡來充實自己，甚至可能在他們之間挑起一場競價戰。據 Hedley 說，他們的思路似乎是，既然這招在核武器上行得通，為什麼在 AI 上不行？

他驚呆了：“這個前提——而且他們並不否認——是‘我們正在談論的可能是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技術，如果我們把它賣給普京會怎樣？’”（Brockman 堅稱他從未認真考慮過將 AI 模型拍賣給各國政府。“我們在高層進行了一些頭腦風暴，探討為了鼓勵各國之間的合作，潛在的框架應該是什麼樣的——類似於 AI 領域的國際空間站，”一位 OpenAI 代表說。“試圖將其定性為除此之外的任何東西都是極其荒謬的。”）

頭腦風暴會議通常會產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Hedley 希望這個後來在內部被稱為“國家計劃”的主意會被斃掉。然而，據多名參與者和當時的文件透露，OpenAI 的高管們似乎對此變得越來越興奮。據 OpenAI 當時的政策總監 Jack Clark 說，Brockman 的目標是“基本上是建立一個囚徒困境，讓所有國家都需要給我們提供資金”，並且這會“在無形中讓那些不給我們資金的國家感到一種危險”。一名初級研究員回憶說，當這個計劃在一次公司會議上被詳細說明時，他當時心想：“這簡直他媽的瘋了。”

高管們至少與一位潛在捐助者討論過這種做法。但是到了那個月底，在幾名員工談到要辭職之後，這個計劃被放棄了。因為 Altman“會失去員工”，Hedley 說。“我覺得在 Sam 的計算公式裏，這（員工流失）往往比‘這不是一個好計劃，因為它可能會導致大國之間的戰爭’所佔的權重更大。”

“我真等不及露臍裝趕緊過時了。”

儘管“國家計劃”夭折了，但 Altman 並沒有氣餒，他繼續在這個主題上做文章變花樣。2018 年 1 月，他在貝萊爾酒店 (Hotel Bel-Air) 召開了一場“AGI 週末會”。這是一傢俱有老好萊塢風格的度假村，有着種滿粉色九重葛的起伏花園和裏面養着白天鵝的人工湖。與會者包括當時的牛津大學哲學家、後來成為 AI 末日先知的 Nick Bostrom；阿聯酋官員、AI 支持者 Omar Al Olama；以及至少七名億萬富翁。那些關心安全的人被告知，這將是一次思考社會如何為通用人工智能這種顛覆性事物的到來做準備的機會；而投資者們則是帶着聽融資提案的期望來的。

幾天的時間都是在一間時髦的會議室裏度過的，客人們在那裏發表演講。（領英的聯合創始人 Hoffman 詳細闡述了用佛教同理心對 AI 進行編碼的可能性。）最後一位演講者是 Altman，他拿着一份推介 PPT，上面描述了一種全球加密貨幣，它可以“用來兑換 AGI 的注意力”。一旦 AGI 變得無比有用且“反邪惡”，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會爭相購買在 OpenAI 服務器上的使用時間。Amodei 在筆記中寫道，“這個想法表面上很荒謬（Vladimir Putin 最後也會擁有一些代幣嗎？……）回想起來，這只是關於 Sam 的眾多危險信號之一，我本該更認真地對待的。”這個計劃看起來就像是個搶錢項目，但 Altman 卻把它包裝成了造福 AI 安全的舉措。他的一張幻燈片上寫着：“我希望能讓儘可能多的人加入‘正義’陣營，然後贏，去做正確的事。”另一張寫着：“在演講結束前請不要笑出聲。”

這些年來，Altman 的融資說辭不斷演變，但始終反映出一個事實：開發 AGI 需要令人咋舌的鉅額資本。他遵循的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縮放定律”：用來訓練模型的數據和算力越多，它們似乎就越聰明。實現這一過程的專用芯片極其昂貴。僅在最近的一輪融資中，OpenAI 就籌集了超過 1200 億美元——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一筆私人融資，其金額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IPO 的四倍。“當你去想世界上有哪些實體每年能自由支配一千億美元時，真正掰着手指頭也能數出來，”一位科技高管兼投資者告訴我們。“那就是美國政府、美國四五家最大的科技公司，還有沙特人、阿聯酋人——基本上就這些了。”

沙漠中的數據中心

Altman 最初的焦點是沙特阿拉伯。他第一次見到該國王儲兼事實上的君主 Mohammed bin Salman，是在 2016 年舊金山費爾蒙酒店的一次晚宴上。在那之後，Hedley 回憶說，Altman 把這位王儲稱為“朋友”。根據 Hedley 的筆記，2018 年 9 月，Altman 說：“我正在考慮我們是否能從沙特 PIF（公共投資基金）拿走幾百億美元。”

就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據報道，一支暗殺小隊奉 bin Salman 之命，勒死了《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曾批評該政權的 Jamal Khashoggi，並用骨鋸將其肢解。一週後，有消息宣佈 Altman 加入了新未來城 (Neom) 的顧問委員會，這是 bin Salman 希望在沙漠中建造的“未來之城”。“Sam，你不能留在這個委員會里，”現已轉至 Anthropic 工作的時任政策總監 Clark 回憶自己曾這樣告訴 Altman。Altman 最初還為自己的參與辯護，他告訴 Clark，Jared Kushner 向他保證過，沙特人“沒幹這事”。（Altman 表示他不記得這件事。Kushner 說他們當時並沒有聯繫。）

隨着 bin Salman 的作案角色變得越來越清晰，Altman 離開了新未來城的董事會。然而，在幕後，一位 Altman 曾向其諮詢過的政策顧問回憶說，他把這種情況僅僅視為暫時的挫折，並且還在問他是否仍有辦法從 bin Salman 那裏拿到錢。“問題不是‘這是一件壞事嗎？’”這位顧問說。“而只是，‘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後果是什麼？會有出口管制問題嗎？會有制裁嗎？比如，我能逃得掉懲罰嗎？’”

到那時，Altman 已經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個資金來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個國家正處於一項長達十五年的努力中，試圖從一個石油國家轉型為科技中心。該項目由阿聯酋總統的弟弟、也是該國情報頭子的 Sheikh Tahnoon bin Zayed al-Nahyan 負責。Tahnoon 掌管着由國家控制的 AI 企業集團 G42，並控制着 1.5 萬億美元的主權財富。2023 年 6 月，Altman 訪問了阿布扎比，與 Al Olama 等官員會面。在一個政府支持的活動上的講話中，他說該國“在 AI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酷的時候，就已經在談論它了”，並勾勒出了一箇中東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 AI 未來願景。

向海灣國家融資對許多大企業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但 Altman 追求的是一個更宏大的地緣政治願景。2023 年秋，他開始悄悄地為一項計劃招募新人才——這個後來被稱為 ChipCo 的計劃，旨在於讓海灣國家提供數百億美元，在中東等地建設巨型微芯片代工廠和數據中心。Altman 力勸現任 Meta AI 主管的 Alexandr Wang 擔任領導角色，並告訴他亞馬遜創始人 Jeff Bezos 可能出任這家新公司的掌門人。Altman 尋求阿聯酋人的鉅額注資。“據我瞭解，整個這件事都是在董事會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那位董事會成員說。一位被 Altman 試圖招攬進這個項目的研究員 James Bradbury 回憶起自己拒絕他的情形時說：“我最初的反應是‘這事能成，但我不知道自己想不想讓它成’。”

AI 算力可能很快就會取代石油或濃縮鈾，成為主導全球權力平衡的資源。Altman 曾表示，算力是“未來的貨幣”。通常情況下，數據中心建在哪裏可能並不重要。但許多美國國家安全官員對將先進的 AI 基礎設施集中在海灣獨裁國家感到焦慮。阿聯酋的電信基礎設施嚴重依賴與中國政府有聯繫的科技巨頭華為的硬件，而且據報道，阿聯酋過去曾將美國技術泄露給北京。情報機構擔心，運往阿聯酋的先進美國微芯片可能會被中國工程師利用。此外，中東的數據中心也更容易受到軍事打擊；最近幾周，伊朗就轟炸了美國在巴林和阿聯酋的數據中心。而且，假設地說，一個海灣君主國可能會強行接管美國人擁有的數據中心，並利用它建立異常強大的模型——這是一個真實的獨裁國家上演的“AGI 獨裁”版本。

在 Altman 被解僱後，他最依賴的人就是 Chesky，Airbnb 的聯合創始人，也是 Altman 最死忠的支持者之一。“看着我的朋友那樣凝視深淵，這讓我對‘到底什麼是經營一家公司’產生了一些根本性的疑問，”Chesky 告訴我們。第二年，在 YC 校友的一次聚會上，他發表了一次即興演講，結果講了整整兩個小時。“感覺就像一場集體心理治療，”他說。演講的結論是：關於如何管理你創立的公司，你自己的直覺才是最好的，任何試圖告訴你情況相反的人都是在對你進行精神控制 (gaslighting)。“你沒瘋，哪怕為你工作的人都說你瘋了，”Chesky 說。Paul Graham 在一篇關於這次演講的博客文章中，給這種桀驁不馴的態度起了一個名字：創始人模式 (Founder Mode)。

自從“彈指事件”以來，Altman 一直處於“創始人模式”。2024 年 2 月，《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 Altman ChipCo 願景的報道。他設想這是由一項 5 到 7 萬億美元投資資助的合資實體。（“管它呢，為什麼不搞個 8 萬億，”他發推說。）這恰恰是許多員工得知該計劃的方式。“大家都懵了，‘等等，什麼情況？’”Leike 回憶道。Altman 在一次內部會議上堅稱，安全團隊已經被“拉入決策圈”。Leike 給他發了一條信息，敦促他不要錯誤地暗示這項工作已經獲得批准。

在拜登政府期間，Altman 探索過獲取安全許可，以便能參與有關機密 AI 政策的討論。但協助協調這一過程的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的工作人員表達了擔憂。“他一直在積極地向外國政府籌集‘數以千億計的資金’，”其中一人寫道。“阿聯酋最近送了他一輛車。（我猜是輛非常棒的車。）”這位工作人員繼續寫道，“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個與外國有如此鉅額資金關係卻還走完（申請審查）流程的人，是 Jared Kushner，而當時審查人員建議不要授予他安全許可。”Altman 最終退出了申請。“他一直在推動這些主要是與阿聯酋人之間的交易關係，這引起了我們一些人的警覺，”一位參與過與 Altman 會談的政府高級官員告訴我們。“政府裏的很多人對他並不是百分之百信任。”

當我們問 Altman 關於 Tahnoon 送他禮物的事情時，他說：“我不會透露他具體送了我什麼禮物。但他和其他世界級領導人……都給過我禮物。”他補充說：“我們有一項標準政策，這同樣適用於我，那就是任何潛在商業夥伴送的所有禮物都會向公司披露。”Altman 至少有兩輛超級跑車：一輛全白的柯尼塞格 (Koenigsegg Regera)，價值約兩百萬美元；另一輛是紅色的邁凱倫 F1，價值約兩千萬美元。2024 年，有人拍到 Altman 開着這輛柯尼塞格馳騁在納帕谷。幾秒鐘的視頻傳到了社交媒體上：Altman 坐在低矮的桶形座椅裏，從那台鋥亮的白色機器的窗户向外望去。一位支持馬斯克的科技投資者把這段視頻發到了 X 上，並配文：“我這就去創辦個非營利組織。”

2024 年，Altman 帶着兩名 OpenAI 員工，登上了 Sheikh Tahnoon 造價兩億五千萬美元的超級遊艇”瑪麗亞號” (Maryah) 去拜訪他。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同類遊艇之一，瑪麗亞號上有一個直升機停機坪、一家夜總會、一家電影院和一個沙灘俱樂部。Altman 的員工在 Tahnoon 武裝到牙齒的安保人員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至少有一人後來告訴同事，他覺得這次經歷讓人心裏發毛。Altman 後來在 X 上稱 Tahnoon 為”親密的私人朋友”。

Altman 繼續與拜登政府會晤，而拜登政府已經頒佈了一項政策，要求出口敏感技術必須獲得白宮批准。多位政府官員在結束這些會晤時，都對 Altman 在中東的野心感到緊張。據這些官員透露，他經常大放厥詞，包括把 AI 稱為“新電力”。在 2018 年，他曾說 OpenAI 正計劃從一家名叫 Rigetti Computing 的公司購買一台功能齊全的量子計算機。這對於在場的其他 OpenAI 高管來說都像是個新聞。當時 Rigetti 連賣出一台堪用的量子計算機的邊都沒摸到。在一次會議上，Altman 聲稱到 2026 年，遍佈美國各地的龐大核聚變反應堆網絡將為 AI 的繁榮提供動力。這位政府高級官員說：“我們當時的反應是，‘好吧，如果他們真把核聚變搞成了，那可真是個大新聞。’”拜登政府最終扣發了批准。“我們不會在阿聯酋建先進的芯片廠，”商務部的一位領導對 Altman 說。

就在特朗普就職典禮前四天，據《華爾街日報》報道，Tahnoon 向特朗普家族支付了五億美元，以換取其加密貨幣公司的股份。第二天，Altman 與特朗普進行了 25 分鐘的通話。在通話中，他們討論了宣佈一項類似 ChipCo 的計劃，時機正好可以讓特朗普把功勞攬到自己身上。在特朗普上任的第二天，Altman 站在白宮羅斯福會議室裏，宣佈了 Stargate——這是一個規模達五千億美元的合資項目，旨在全美建立一個龐大的 AI 基礎設施網絡。

5 月，政府撤銷了拜登針對 AI 技術的出口限制。Altman 和特朗普前往沙特王室與 bin Salman 會面。幾乎在同一時間，沙特人宣佈在沙特王國成立一家由國家支持的巨型 AI 公司，該公司擁有數百億美元可用於國際合作。大約一週後，Altman 公佈了一項將 Stargate 擴展到阿聯酋的計劃。公司計劃在阿布扎比建立一個佔地面積是紐約中央公園七倍大的數據中心園區，其耗電量幾乎相當於整個邁阿密市的用電量。“事實的真相是，我們正在建造用來真正召喚外星人的傳送門，”一位前 OpenAI 高管說。“目前這些傳送門建在美國和中國，而 Sam 在中東又加開了一個。”他繼續說道，“我認為，讓大家明白這應該有多麼可怕，簡直太、太重要了。這是有人做過的最魯莽的事。”

安全承諾的土崩瓦解已經成了行業常態。Anthropic 成立的前提就是，只要有正確的結構和領導，它就能防止安全承諾在商業壓力下瓦解。其中一項承諾是一項“負責任的縮放政策”，該政策規定，如果 Anthropic 不能證明模型是安全的，就必須停止訓練更強大的模型。在 2 月份，當該公司獲得了 300 億美元的新融資時，它削弱了這項承諾。在某些方面，Anthropic 仍然比 OpenAI 更強調安全。但正如前政策總監 Clark 所說：“資本市場的體系說的是，搞快點。”他補充說，“應該由全世界來做這個決定，而不是公司。”去年，Amodei 向 Anthropic 員工發送了一份備忘錄，披露該公司將向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卡塔爾尋求投資，並承認這可能會讓“獨裁者”中飽私囊。（像許多作家一樣，我們兩位作者也捲入了一起集體訴訟，指控 Anthropic 未經許可使用我們的書籍來訓練其模型。康泰納仕公司已選擇加入一項與 Anthropic 的和解協議，該協議涉及該公司使用康泰納仕及其子公司出版的某些書籍的爭端。）

2024 年，Anthropic 與硅谷最鷹派的國防承包商之一帕蘭提爾 (Palantir) 合作，將其 AI 模型 Claude 直接推向了軍事生態系統。Anthropic 成為五角大樓在最高機密環境中唯一使用的 AI 承包商。去年，五角大樓又向該公司授予了一份價值兩億美元的合同。今年 1 月，美軍在一次午夜突襲中俘獲了委內瑞拉總統 Nicolás Maduro。據《華爾街日報》報道，Claude 被用於那次機密行動。

但 Anthropic 與政府之間產生了摩擦。幾年前，OpenAI 已從其政策中刪除了全面禁止將其技術用於“軍事和戰爭”的禁令。最終，Anthropic 的競爭對手——包括谷歌和 xAI——都同意將他們的模型提供給軍方用於“所有合法目的”。Anthropic 的政策禁止它支持完全自主的武器或國內大規模監控，但在這些問題上它進行了抵制，減緩了徹底重新談判協議的進程。在 2 月底的一個星期二，國防部長 Pete Hegseth 將 Amodei 召到五角大樓，並下達了最後通牒：該公司必須在那個週五下午 5 點 01 分之前放棄那些禁令。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Amodei 拒絕照辦。Hegseth 發推文稱，他將把 Anthropic 列為“供應鏈風險”——這是一種毀滅性的黑名單，歷史上專門留給像華為這樣與外國對手有聯繫的公司——並在幾天後兑現了這一威脅。

OpenAI 和谷歌的數百名員工簽署了一封題為“我們不會被分裂”的公開信，捍衞 Anthropic。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Altman 寫道，這場爭端是“整個行業的問題”，並聲稱 OpenAI 認同 Anthropic 的道德底線。但此時 Altman 已經與五角大樓進行了至少兩天的談判。國防部負責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長 Emil Michael 在尋找 Anthropic 的替代者時聯繫了 Altman。“我需要趕緊找到替代方案，”Michael 回憶說。“我給 Sam 打了電話，他非常樂意幫忙。我認為他是個愛國者。”Altman 問 Michael：“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看來他早就知道答案了。OpenAI 缺乏內嵌 Anthropic 技術的機密系統所需的隱秘安全認證。但是，在那個週五上午宣佈的一項價值 500 億美元的交易中，OpenAI 的技術被整合進了亞馬遜網絡服務 (AWS)，而 AWS 是五角大樓數字基礎設施的關鍵組成部分。那天晚上，Altman 在 X 上宣佈軍方現在將使用 OpenAI 的模型。

從某些指標來看，Altman 的這番操作並沒有阻礙公司的成功。就在他宣佈這筆交易的當天，新一輪融資使 OpenAI 的價值增加了 1100 億美元。但許多用戶刪除了 ChatGPT 應用。至少有兩名高級員工離職——其中一人去了 Anthropic。在一次員工會議上，Altman 斥責了提出擔憂的員工。“所以你們可能覺得打擊伊朗是對的，入侵委內瑞拉是錯的，”他說。“但這輪不到你們來插嘴。”

幾位與 OpenAI 有關的高管一直對 Altman 的領導能力持保留態度，並提出讓前 Instacart CEO、現任 OpenAI 負責 AGI 部署的 CEO Fidji Simo 作為繼任者。一位瞭解最近討論的人士告訴我們，Simo 自己也私下表示她相信 Altman 最終會下台。（Simo 對此提出異議。Instacart 最近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達成和解。在和解中，該公司沒有承認任何不當行為，但同意支付 6000 萬美元罰款，以解決在 Simo 領導下涉嫌欺騙性做法的指控。）

Altman 將自己不斷改變的承諾描述為自己適應不斷變化環境的能力的副產品——這不是馬斯克等人指控的什麼險惡的“長線騙局”，而是一種循序漸進、出於善意的演變。“我認為有些人想要的，”他告訴我們，是一位“絕對肯定自己想法、堅持到底、絕不改變”的領導者。“而我們所處的這個領域、這個行業，一切變化都快得不可思議。”他為自己的一些行為辯護，稱這是“正常的競爭性商業行為”。我們採訪過的幾位投資者也認為，那些指責 Altman 的人如果期望別的做法，那就太天真了。“有一羣宿命論的極端分子，把‘安全論’奉若神明，幾乎到了科幻小說的地步，”投資者 Conway 告訴我們。“他的使命是用數字來衡量的。而當你看看 OpenAI 的成功時，你很難去反駁那些數字。”

但硅谷的其他人認為，Altman 的行為已經造成了讓人無法接受的管理功能障礙。“更多的是關於他實際上沒有能力治理這家公司，”這位董事會成員說。有些人仍然認為，評估 AI 架構師的標準應該比評估其他行業高管的標準更嚴格。我們交談過的絕大多數人都同意，Altman 現在要求大家用來評判他的標準，早已不是他最初提出的那些了。在一次談話中，我們問 Altman 運營一家 AI 公司是否“對誠信有更高的要求”。這本該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直到最近，當被問到類似問題時，他的回答還是一個清晰的、毫無保留的“是”。現在他卻加了前綴：“我認為，比如，有很多企業對社會都有潛在的巨大影響，有好也有壞。”（後來，他發送了一份補充聲明：“是的，這需要更高水平的誠信，我每天都能感受到這種責任的重量。”）

“這就不是個事兒”

在 OpenAI 成立之初做出的所有承諾中，最核心的一條無疑是其承諾要安全地將 AI 帶入這個世界。但在如今的硅谷和華盛頓，這樣的擔憂卻經常遭到嘲諷。去年，前風險投資家、現任美國副總統的 J. D. Vance 在巴黎舉行的一場名為“AI 行動峯會” (A.I. Action Summit) 上發表了講話。（該峯會以前叫“AI 安全峯會”。）“AI 領域的未來不可能靠在安全問題上猶豫不決來贏得，”他說。在今年的達沃斯論壇上，擔任白宮 AI 與加密貨幣沙皇的風險投資家 David Sacks，將對安全的擔憂斥為可能讓美國輸掉 AI 競賽的“自殘”。Altman 現在稱特朗普放松管制的做法是“一種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

OpenAI 已經關閉了許多專注於安全的團隊。大約在超級對齊團隊解散的同時，它的領導者 Sutskever 和 Leike 辭職了。（Sutskever 隨後共同創辦了一家名為“安全超級智能”Safe Superintelligence 的公司。）在 X 上，Leike 寫道：“安全文化和流程已經讓位於那些華而不實的產品。”不久之後，負責讓社會為承受先進 AI 衝擊做好準備的“AGI 準備團隊” (A.G.I.-readiness team) 也被解散了。當該公司在最新的美國國税局 IRS 信息披露表上被要求簡要描述其“最重要的活動”時，“安全”這個概念——在以往的表格裏還能看到——這次壓根沒有被列出來。（OpenAI 表示它的“使命沒有改變”，並補充說，“我們將繼續投資並推進我們的安全工作，並會繼續進行組織結構調整。”）未來生命研究所 (The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是一家智庫，其安全原則曾得到 Altman 的認可，它對每個主要的 AI 公司的”生存安全”進行評級；在最新的成績單上，OpenAI 得了個 F。平心而論，除了 Anthropic（得了個 D）和 Google DeepMind（得了個 D-）之外，其他每個大公司也都是 F。

“我的氣場跟那些傳統的 AI 安全保護機制不太搭，”Altman 說。他堅稱自己仍將這些事放在優先位置，但當被追問細節時，他的回答卻含糊其辭：“我們仍然會開展安全項目，或者至少是與安全相關的項目。”當我們要求採訪公司裏研究存在性安全問題的研究員時——也就是那些一旦失控可能導致 Altman 曾經說過的“我們所有人全玩完”的問題時，OpenAI 的一位代表似乎顯得很困惑。“你說的’存在性安全’是什麼意思？”他回答。“這就不是個事兒。”

AI 末日論者已經被邊緣化，但隨着時間推移，他們的一些恐懼似乎越來越不像天方夜譚了。根據聯合國的報告，2020 年的一場利比亞內戰中曾使用過一架 AI 無人機發射致命彈藥，在此過程中可能根本沒有人類操作員進行監督。從那以後，AI 在全球軍事行動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顯，據報道，甚至在目前美國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中也是如此。2022 年，一家制藥公司的研究人員測試了一個用於新藥研發的模型能否被用來尋找新型毒素；短短几個小時內，它就建議了四萬種致命的化學戰劑。而且，更多平凡生活中的危害已經發生。我們越來越依賴 AI 幫我們寫作、思考和在世界中導航，這加速了專家們所說的“人類衰弱”現象；AI 生成的“電子垃圾” (slop) 隨處可見，讓騙子如魚得水，卻讓只是想了解真相的普通人寸步難行。AI 智能體 (AI Agent) 開始採取獨立行動，人類監督寥寥無幾，甚至完全缺位。在 2024 年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初選前幾天，成千上萬的選民接到了用 AI 深度偽造拜登聲音打來的自動語音電話，告訴他們把票留到 11 月，在初選時呆在家裏——這種壓制選民的手段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術門檻。OpenAI 現在面臨着七起非正常死亡訴訟，這些訴訟指控 ChatGPT 誘發了幾起自殺案和一起謀殺案。謀殺案中的聊天記錄顯示，它助長了一名男子的偏執妄想，該男子認為他 83 歲的母親正在監視他並試圖毒死他。不久之後，他將母親毆打併勒死，然後拔刀自盡。（OpenAI 正在抗訴，並表示正在繼續改進其模型的安全防護。）

隨着 OpenAI 為其潛在的 IPO 做準備，Altman 不僅面臨關於 AI 對經濟影響的質疑——它可能很快就會引發嚴重的勞動力混亂，甚至可能消除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還面臨關於公司自身財務狀況的質疑。研究初創公司治理的專家 Eric Ries 嘲笑該行業中的“循環交易”——例如，OpenAI 與英偉達以及其他芯片製造商的交易——並表示在其他時代，該公司的某些會計做法早會被認為是“涉嫌欺詐”了。那位董事會成員告訴我們：“這家公司現在的財務槓桿加到了令人恐懼的危險程度。”（OpenAI 對此予以否認。）

在二月份，我們再次採訪了 Altman。他穿着一件軍綠色毛衣和牛仔褲，坐在美國宇航局月球車照片的背景板前。他將一條腿盤在身下，然後把腿掛在了椅子的扶手上。他說，在過去，他作為一名管理者最大的缺點就是太渴望逃避衝突。“現在我很樂意果斷地開除人，”他曾告訴我們。“我很樂意直接說，‘我們就是要往這個方向賭一把。’”任何不喜歡他決定並且不接受的員工，就“該走人了”。

他對未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樂觀。“我對勝利的定義是，人們實現瘋狂的躍升——科幻小說般不可思議的未來發生在我們所有人身上，”他說。“我對我們對人類的期望，以及我期望我們所有人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野心。奇怪的是，我個人的野心卻非常小。”有時，他似乎自己都會覺得自己說的話不連貫。“沒人相信你做這件事僅僅是因為它有趣，”他說。“你做它要麼是為了權力，要麼是為了別的什麼東西。”

就連 Altman 身邊的人都很難分清他對“人類的期望”在哪兒停止，而他的“野心”又從哪兒開始。他最大的優勢始終是能夠說服不同的羣體相信：他想要的和他們需要的，其實是同一件事。他利用了一個獨特的歷史關頭：當時公眾對科技行業的炒作感到警惕，而大多數有能力構建 AGI 的研究人員又對自己搞出來的東西感到恐懼。Altman 的回應是拿出了其他推銷員都沒有練就的絕招：他用末日般危言聳聽的言論解釋了 AGI 是如何能毀滅我們所有人的——然後說明了為什麼，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是那個應該去構建它的人。也許這是深謀遠慮的絕招。也許他只是在摸着石頭過河尋找優勢。但無論如何，這招奏效了。

讓聊天機器人變得危險的傾向並非全是故障；有些是系統構建方式產生的副產品。大型語言模型 (LLM) 的訓練，部分依賴於人類的反饋，而人類往往更喜歡那些討喜的回答。模型通常會學會奉承用戶（這種傾向被稱為“阿諛奉承”），有時甚至會把這置於誠實之上。模型也可能會捏造事實，這種傾向被稱為“幻覺”。主要的 AI 實驗室都記錄了這些問題，但他們有時會容忍它們。隨着模型變得越來越複雜，有些模型在產生幻覺時編造得也更具迷惑性。在 2023 年被解僱前夕，Altman 曾爭辯說，允許一些謊言存在，無論風險如何，也可能帶來優勢。“如果你只是用那種很幼稚的做法，說‘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事就絕對不說’，你當然能讓模型做到這一點，”他說。“但那樣它就會失去人們那麼喜歡的那種魔力。” ♦